的两极之间徘徊不定。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觉。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，对自己的政治前途甚为乐观。他甚至在被刺之后，自知不起之时，还没有怀疑是袁氏对他下此毒手，所以他还要上书总统(这在帝制时代便叫做上‘遗折’)作最后诤谏呢。书曰：

北京袁大总统鉴：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，敬谒钧座。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，由腰上部入腹下部，势必至死。窃思仁自受教以来，即束身自爱，虽寡过之未获，从未结怨于私人。清政不良，起任改革，亦重人道，守公理，不敢有毫权之见存。今国基未固，民福不增，遽尔撒手，死有余恨。伏冀大总统开诚心，布公道，竭力保障民权；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，则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临死哀言，尚祈见纳。【载‘民立报’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】

宋之‘遗折’颇有忠荩之忱，读来哀惋。袁或无立刻杀宋之心。然赵为保存其‘相位’，而乘机除一劲敌，或为杀宋之主要动机所在，亦未可知。果尔，则袁反为赵背杀宋之黑锅矣，是耶？非耶？袁氏当时‘通令’自辩，也说：

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，以法律为范围。就司法方面言之，非推究全案本末，又经法庭公开者，不得轻加论断。就行政方面言之，非考求此案原委，实与法律违反者，不宜信口雌黄……。须知刑事案件应侯司法机关判决……。岂容散布浮言，坐贻实祸？【见民国二年(一九一三)五月四日‘政府公报’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