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当即放下手头的工作，立即赶到了铭星律师事务所。+欣!丸`夲*榊￠栈? +追*嶵~新^蟑~洁`赵星奇将那份意想不到的裁定递给我。

我首先看了一眼审判长的名字：程永顺。时间是2001年5月14日。这张裁定书也不过那么几行字，但是我却看得极慢：

“本院经审查认为：方便当事人诉讼，方便人民法院审理……”这就是“两方便”，然后就作出了这样荒谬的“方便”裁定：“本案移送张建伟所在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”。

我无法理解：“这叫什么‘方便’？这明明是在刁难我们嘛！岂有此理！”

我的律师沉默不语。我问他下一步该怎么办，他说只有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了。

从张建伟上诉管辖地的时间来看，他应该是在让律师给我写信，提出要来沈阳和解的同时，就开始上诉打管辖权了，他这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呀！由此看来，他根本没有任何诚意要和解，他们只不过是试探着我的虚实而已。!2!巴?看!书¨旺· \追·醉*芯*璋,結~我们有种被耍弄了的感觉，心里感到很是窝囊。

这期间，还有一件更让我生气的事情。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这个裁定下达之后，张建伟好不得意地告诉人家，知道了吗？官司拿到天津打了！这一回看刘元举还有什么张逞。

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他竟会是这种小人得志的样子。

原本看到了春天的希望，现在一片渺茫了。赵星奇说，只能去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了。他慎重地强调了一个法律词汇：“申诉，”而不是上诉。申诉与上诉是截然不同的概念。管辖地这类问题的申诉意味着一种无望。因为，在他的律师生涯中，凡是这种因管辖地而申诉的能够得到如期结果的，简直是微乎其微。但是，即便有一线希望和可能，也不能放弃。到了这个份上，就得豁出去了。

真正的无助感，是体现在我第二次踏上去北京上告的路上。还是坐的夜车，是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天。?x,w!q￠x^s,.!c,o`m\我不是有意选择这样一个日子，只是因为这个日子休息，有几天假。我不能因为打官司而影响工作。

到了北京是7月2日的早晨。一夜的火车哐哐当当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下车后，没有胃口吃早饭，就直奔最高人民法院而去。

最高人民法院在什么地方不清楚，只能乘上出租车，被送到了那里。楼很威严，高悬的国徽更加威严。大门口有站岗的，挺得笔直。只能见到小车进进出出，却看不到一个上访上诉的人。周围环境平坦明亮，十分整洁。最高人民法院门口不见人，这好像有点不对劲儿，是不是找错了地方？一打听，果然申诉不在这里。在西直门。

出租车司机也不是很清楚究竟在西直门的哪个位置，所以，车到了西直门不时停下来打听。人家说，在西直门的老汽车站。在我的感觉，是从整齐干净的北京城出来了，来到了一个非常杂乱破败的地方。路也越来越窄，窄到了一条被自由市场占道，出租车几乎开不动了的地方。司机只好又下来问路，最后回到车上无奈地告诉我们，不远了，让我们下车自己找吧。

是曲颉陪同我来的。我们下车后，七拐八拐，走到了一条更加脏乱的街巷。在一处破败的眼瞅要拆除的砖房角上，看到了一个蓝色的大牌子立在那儿，上边是白色的大字，标有“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”的字样，下边一排小字“由此往东60米”。牌子下边是一堆垃圾。垃圾对着一个空洞的门，没有门扇，一侧的砖龇牙咧嘴，使周围本已凌乱的环境显得更加不可收拾。庄严神圣的牌子与破乱肮脏的垃圾形成滑稽对比。

曲颉是个有心人，他有意落在我的身后，等我走到这里时，他恰到好处地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。

现在，我重新铺展开这些两年前的照片，一张张真切地记录了我的表情，也记录了我当时的满面愁容。看到这些照片，我的心里就憋得慌。这是个什么地方呀！

不知是些什么身份的人在这里聚成堆，也不知道这些人有着多么深的委屈与不幸。肯定都是些社会最底层的人，像模像样的人到了这里，肯定有种伤自尊感。岂止是伤自尊呀，到了这里感受到的滋味儿是难以言表的。大热的天儿，